現在的問題是,強勢利益集團太強,弱勢利益集團又太弱,後者根本構不成對前者的制約,這樣,勢必出現由某個利益集團影響甚至操控公共政策的情況,從而將嚴重破壞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與正義性,使政策淪為精英、

    有錢人的工具。更嚴重的問題還在於,在現行決策體制下,部門和地方容易被利益集團所"俘獲",形成一種"合謀共生"關係。兩稅合併擱淺已表現了這種端倪,對此,我們應該高度警惕。

    　　在全社會討論個人所得稅時,企業所得稅中的兩稅合併問題也再次引起專家的關注。日前,在北大法學院召開的首屆"中美稅法高級論壇"上,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法案室主任、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俞光遠指出,一些和外資、外商關係最為直接的部門,以及沿海地區部分已經從兩套稅法中獲利的城市,擔心實行"兩稅合併"會影響他們的發展。由於他們的反對,今年已經錯過向人大常委會遞交企業所得稅法(草案)的機會。

    　　俞光遠所說的"和外資、外商關係最為直接的部門",明眼人都清楚,這指的是商務部。據《財經時報》9月3日報道,由於商務部反對兩稅並軌過快推進,財政部下屬的財科所不得不提出一個折中方案:兩稅並軌方案最早將在2007年提交；兩稅並軌方向不變,但並軌後,中國將在統一的企業所得稅率基礎上,繼續給予外資企業一定的稅率優惠。而此前,財政部一直堅持2006年進入立法程式,2007年兩稅合併將正式展開。

    　　在兩稅合併問題上,商務部向來是反對過快推進的,態度可謂一貫鮮明,但今年"兩會"之後,商務部發生轉變,表示兩稅並軌符合中國經濟發展的趨勢。此番商務部態度再度回到從前,據悉是因為中國引資業績嚴重滑坡。根據其最新統計,今年1-5月,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金額為223.66億美元,同比下降了0.79%。這是5年來中國引資的首次下降。而且這種下滑的態勢可能繼續:5月底已經是連續4個月負增長,4、5兩月降幅分別為27%和22%。

    　　且不說今年前5月外商投資額下降0.79%是否就能說明引資業績真出現了"嚴重滑坡",它帶給我們的一個思考是,引資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是出於政績的需要為引資而引資,還是為了提高中國經濟的競爭力和人民的福利水準?如果是前者,外商投資額的下降的確不是好事；但如果是後者,引資業績的暫時下降或許是兩稅並軌必須付出的代價,就像改革開放前期,為了引進外資而不得不對它作出較大讓步一樣。

    　　稅收減免雖然在較長時間裏對引進外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功莫大焉,但越到後來,特別是在中國入世後,還採取這樣的政策,它帶來的消極後果只會大於它對中國經濟的促進作用。因為內外資企業稅收差異較大,造成外資企業生產環境普遍好于內資企業,不利於公平競爭。而中國要真正崛起,就應該塑造一個有利於微觀經濟主體公平競爭的宏觀經濟環境,讓內外資企業在同一市場稅收環境中公平角逐。這是一個關係到國家競爭力的大問題。另一方面,兩稅並軌還涉及到經濟增長的成果由誰來分享的問題。如果引資的結果只是一個虛幻的GDP的增長,而老百姓享受不到它實實在在的好處,這樣的引資和經濟增長是不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何況,我們現在並不缺資本,銀行十幾萬億存款躺在那兒吃利息出不去,與其把利益讓渡給外商從而吸引許多"假外資"進來,不如給國內的民間資本。

    　　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制度變遷和市場機製作用強化的同時,社會機制的完善和發展卻明顯滯後,其表現之一就是不同利益群體利益表達的失衡。在現實中,強勢利益群體已經構成實質上的利益集團。他們結成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團體,有能力利用各種資源、以各種形式訴求自身利益,影響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其利益也充分被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所反映,因而其利益不但得到制度性的保障,而且利益在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的激勵下被放大。有些強勢利益集團在某些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中,甚至有能力"俘獲"政府部門,使政府部門決策具有明顯的強勢利益集團的利益導向和偏向。在反對兩稅合併的聲音中,我們可以看到外資特別是跨國公司的身影。作為中國經濟的一支重要力量,外資利用自己強大的市場優勢和輿論影響試圖左右政府的決策。比如年初,54家跨國公司就聯名向國務院上書,反對兩稅並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