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1年6月20日深夜，凄风苦雨，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乔装打扮，携全家潜出杜伊勒里宫，乘上一辆事先准备好的特制马车。马车迅速冲进黑暗中，径直向法国东北部边境飞驰而去。国王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荷兰的奥地利军营，但是，在离卢森堡边境不远的瓦朗纳斯镇（Varennes），国王一行却被一位小酒馆的老板认出并被当地的国民自卫军扣押。在遭到前所未有的猜疑和羞辱后，路易十六和王后被押回巴黎，6月25日，当国王重返巴黎时，全城一片寂静，士兵夹道列队，倒持枪支，宛如在为君主制送行。国王一家再次住进了受到严密看守的杜伊勒里宫，此时的路易十六，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国王，而是一个人质了。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史上著名的“国王出逃”事件。

　　路易十六为什么逃跑？因为此前他为挽救财政和政治危机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现在，大革命正在那个国家里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王室已“靠边站”了，旧制度的秩序已被打破，而新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国家陷入混乱之中，国王继续留在法国已没有任何意义。而这一切严重事件的起因，竟是路易十六本人积极推动的一场财政改革！他在出逃之前起草的“告国人书”说出了出逃的计划：先投到布耶统帅的军中，从那里转向在荷兰的奥地利军队，最后重返巴黎，解散国民制宪议会和各俱乐部，恢复王权制度。如果这个计划成功，法国的历史就是另一种写法了，当然，由于他被截获，这一切都没有实现。

　　任何一个社会出现足以颠倒乾坤的危机，它的前兆必然是财政危机[2]，法国也是如此。问题是，一次旨在克服财政危机的改革怎么会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呢？这是200多年后今天的我们不得不关注的问题。美国后现代史学大师、斯坦福大学教授怀特（Hayden White）曾说，任何学术研究从根本上来讲都是一种“讲故事””或是“陈述”的过程，那么，我们就继续把这个“国王出逃”的故事讲下去吧。

　　一、“路易十六的困境”与失败的财政改革

　　 “锁匠国王”路易十六并不是一个极端专制、暴戾的国王，相反，在法国历史上，他是一个在私生活方面少有的能够有所节制的君主之一，也能够对社会政治制度进行某些重要的改革，特别是他为克服财政危机而实施的改革，放弃了前任国王的一些过分专制、挥霍的政策和做法，有的西方学者甚至称他为“激进的改革家”。但他生性怯懦，缺少作为政治家和改革家所必需的果断精神和坚定意志，“改行仁政和继行暴政同样都是困难的，因为进行改革，就要有力量使特权阶层服从改革；施行暴政，就要使人民忍受时弊，路易十六既不是个革新家，也不是个专横暴戾的君王。[3]”然而，大厦之将倾，一个帝王的开明，并不能够挽救行将崩溃的帝国，当制度腐朽、根的腐烂达到了极点的时候，不论是开明帝王还是铁腕帝王，谁也无法阻挡暴风骤雨的到来。

　　路易十六（Louis XVI）是1774年即位的，此时的法国，经过自称“朕即法律、朕即国家”的路易十四的高度专制、王权无限扩大和“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路易十五的荒淫挥霍之后，就像一个用力过度的发条，已经松弛下来了，疲惫不堪，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在大陆及海外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向特权阶层提供的名目繁多的年金、凡尔赛宫的奢华无度以及超庞大的政府机构支出以及对北美独立战争的支持[4]，导致王国政府财政出现巨额赤字。更严重的是，王国政府的这些巨大支出是依靠大量借债来维持的，债务利息高达8﹒5—10%，比英国政府借款利息高出一倍[5]。为了支付到期的债款和利息，王国政府又不得不举借新债，从而使国家财政状况陷入恶性循环。“到18世纪80年代，国家的债务已经占国家税收的一半以上”[6]，政府陷入了严重的信贷危机路易十六认识到，要想改变这种极度困难的局面，必须对下层民众积怨已久，而特权阶层死守不放的赋税征收制度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他的确为此做过多次努力，但都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最后竟到了自己也“走投无路”的境地。

　　路易十六先是任用重农学派的著名学者、《百科全书》撰稿人之一的财政大臣杜尔哥（Turgot）为财政总监进行财政制度改革（1774—1776年）。为缓解财政困难，杜尔哥于1775年将修路劳役改为征收以产业额为计税依据的道路税，并规定所有等级一律照章纳税。1776年初，废止酒类专卖制，允许自由买卖。他还准备进一步规范财政、税收秩序，内容包括节约行政开支、成立贴现银行以便在政府财政危机之时提供应急资金等。然而，在改革的关键时刻，路易十六却恢复了1771年被路易十五解散了的巴黎高等法院以及外省的十余家高等法院，这些机构中云集着拥有特权的“穿袍贵族”，他们担心改革会触及其自身利益，因而极力抵制杜尔哥改革并通过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rinette)对国王施加影响，迫使路易十六于1776年5月解除了他的职务，刚刚启动的、明显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的财政改革化为泡影。对于这一“黄金时代”的速生速灭，伏尔泰曾沉痛地表示：“我的心永远也不能平静”[7]。

　　接替杜尔哥的是一位名叫内克（Necker）的瑞士银行家（1777—11781年）。由于身为外国人和新教徒，内克虽被授权主管财政，却没有“财政总监”的头衔。为了解救宫廷财政支出的燃眉之急，缓解国内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在上台之初利用其银行家的声望到处借款，成功地筹措到了几笔巨款，初步稳定了他的位置。但他深知，要真正解决问题，大刀阔斧的改革势在必行。不久，他取消了宫廷中的一些高俸而清闲的职位，压缩了王室的财政开支、削减了军役税和盐税。这些措施迅速引起宫廷贵族们的反弹，他们立即像当初对待杜尔哥一样，猛烈攻击内克。1781年，内克公布了关于王国政府预算情况致国王的《财政报告书》，该报告向社会透露了国王赏赐钱和恩给金的巨大数额，使得王室和领取大量年金的显贵们再也无法容忍，内克被迫辞职。财政报告书披露的内容和内克因此被革职的事件震惊了社会公众，对宫廷的不满情绪开始上升。

　　 内克的继任者是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推荐的、于1783年任职的卡隆（Calonne 1783—1787）。卡隆为了笼络王公贵族，在上台初期一度采取了与内克完全相反的政策，曾为宫廷人员偿还赌债，增加他们的年金，企图以阔绰的假象抬高王室德威望。但与此同时，他也寄希望于通过开挖运河、建筑港口、修建道路来刺激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但收效并不明显。1786年，“政府的财政赤字达到了400到500万法郎[8]，采取极端补救措施的时候显然快到了[9]。”8月，迫于日益严峻的财政压力，卡隆向路易十六提交了一份财政改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在卡隆的改革方案中有许多内容与此后的“温和革命时期”[10]的革命成果十分相近，即向富有者征税。卡隆建议，以土地特征税代替人头税和什一税，一切土地所有者，包括特权等级一律依其收入多寡按比例缴纳，短期国债的偿还期由10年延长至20年，废除国内一切关卡，取消各领地的关税，延长对盐和烟草的专卖权等，同时政府将每年削减财政支出2000万锂[11]。卡隆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将这个带有明显的“杜尔哥色彩”的改革方案直接交由巴黎高等法院审批，势必招致特权阶层的否决，于是，他向路易十六建议召开“显贵会议”[12]，对这一改革方案进行裁决[13]，并对之寄予厚望。1787年2月，“紧急应召显贵会议”招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44人，贵族和教士代表占绝对优势，来自第三等级的代表不足30人[14]。路易十六希望以这个会议“来证明有必要通过一项和平时期实行的土地征税新方法，试图能够使国家摆脱困境”[15]；“希望以此避开召开法国三级会议，因为已经有175年没有召开过三级会议了”，“如果应召显贵可以决定征税，他们就能够决定征税的条件，他们就会从辅助性的机构变成主宰者。但政府很快就发现，紧急应召显贵会议不能打到增加税收的目的。[16]”这些由国王指定的“显贵”们对这份财政改革方案发起了猛烈攻击，而且反对意见也各不相同，争执不下。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卡隆于1787年4月辞职，流亡英国。

　　路易十六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而改革又是如此的不顺，无奈之下，他又将希望寄托在图卢兹大主教布里埃纳（Brienne，1787－1788）身上。布里埃纳是“名人会议”成员，也是卡隆财政方案的积极反对者。法国著名文学家勒费弗尔称之为“无能的笨蛋”。这位毫无创见的“笨蛋”在一筹莫展之下转而又赞同起自己刚刚反对过的卡隆财政改革方案，执意增加新税，并要求特权等级也要纳税，“名人会议”拒绝了向特权者课税的方案，并声称：只有全国三级会议才有权决定财政改革政策和开征新税。1787年5月，忍无可忍的路易十六解散了“名人会议”。布里埃纳将卡隆改革方案稍作修补之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地将它交给巴黎高等法院审定。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巴黎高等法院拒绝登记，反而提议召开三级会议以决定臣民应当如何向国王纳税。为迫使巴黎高等法院接受布里埃纳方案，路易十六曾两度亲临法院施加压力，但法院并不买帐。1787年8月，路易十六将巴黎高等法院赶到了东部城市特鲁瓦，但只一个月之后，他又迫于舆论压力将之召回。1788年5月3日，巴黎高等法院发表了一个宣言，即《民族权利和君主根本法》，声称国民应当通过定期举行的三级会议“自由地”向国王纳税。显然，巴黎高等法院试图对王权加以控制。路易十六盛怒之下把两名法官投入监狱，法院系统与王室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全国各地的骚动此伏彼起，要求召开三级会议的呼声也越发强烈。

　　连换了4任财政部长都无济于事的路易十六不得不“承认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使国家摆脱财政危机，除非以三级会议的形式与国民协商”[17]；“实在是没有办法可想了，只有召开那令人惊恐的三级会议了。[18]”1788年7月5日，国王同意召开全国三级会议。8月，布里埃纳辞职，内克又被重新请回来，并被任命为国王的首席顾问。内克上任后筹措到了7500万锂的借款，财政危机有所缓和。

　　国王的让步似乎使笼罩全国的政治危机暂时解除了，但事实远非如此。英法通商条约的生效[19]导致大批法国企业倒闭，工人大量失业，又由于1788年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法国农业出现灾难性的歉收，由此，城乡下层居民大都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经济危机、财政危机愈演愈烈，终将导致严重的事态发生。但是，当时许多身处各种矛盾中心的人物，都没有意识到一场真正的狂风暴雨的即将来临。第三等级没有意识到，国王路易十六更不会想到，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几乎还没有任何人会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者”，更没有人会想到什么“小红帽”[20]、“断头台”，但就在一年以后，血腥的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了，无数人头落地，最后路易十六自己竟也被送上断头台，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吊诡（paradox）！

　　“法国之所以召集三级会议，是因为政府要得到所需要的钱，没有别的办法可想”[21]，而且，开会的方式仍是沿用175年前三级会议的旧例，即各等级代表人数相同、三个等级分别开会并按等级投票表决。如果这些意图真的能够实现，法国的历史就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然而，经过数十年启蒙思想熏陶的18世纪的法国毕竟已经不是一个多世纪以前那个君主专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那个“古典主义”的法国了，以后的事实证明，路易十六的设想只不过是一种天真的一厢情愿。

　　三级会议于1789年5月5日开幕[22]，会议果然开得很不顺利。第三等级的代表们对路易十六的表现大失所望，国王关心的只是财政问题：“朕需要忠诚的臣民的援助，以帮助朕克服目前遇到的一切财政困难。”财政大臣内克的主题报告则是国王“指示”的详尽而冗长的注释，由于内容太多，声嘶力竭的内克中途不得不让人代读。人们说，原本希望内克能够在体制改革方面有所创见，“但看到的却是一个只会念账单的会计”[23]。第三等级认为，三级会议不能成为特权等级维护私利的场所，必须制定一部宪法以维护人人生而有之的基本权利，必须建立一套新的国家机器以取代弊端丛生的专制机构。在他们看来，如果继续实行三个等级分厅议事并按等级投票，税收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平等就是一句空话。国王和内克在三级会议上的表现终结了第三等级对政府的最后一点希望，使他们意识到下面的事只能依靠自己了。6月17日，第三等级将有名无实的三级会议改为“国民议会”（Assemblée nationale），并且赋予自己批准税收的权力。对此，路易十六并未想出什么化解危机的良策，而是采取了一个愚蠢的行动——关闭第三等级的会议大厅，结果引发了著名的“网球场宣誓”。7月9日，国民议会又自行将名称更改为“国民制宪议会”（Assemblée nationale constituante）。

　　路易十六则继续犯错误，在王后及部分宫廷贵族的鼓动下，向凡尔赛和巴黎四周调派军队企图加强对局势的控制，激起了因政府财政改革毫无成就而生活艰难的普通民众的强烈不满，并迅速演化成一场社会动乱。人们到处寻找武器，贫民（乞丐和失业者）大肆抢劫。7月13日凌晨，巴黎的各税务所冒起了黑烟，教堂的钟声在城市上空回荡，报警的炮声隆隆不断。7月14日，以攻占巴士底狱为象征的革命行动[24]，使得法国民众突然发现自身竟然拥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同时，他们也发现，世界上本来并不存在什么“坚不可摧”的神话。

　　就这样，一场财政改革的结果竟然引发了惊天动地的大革命。当巴黎演绎着这惨烈的一幕的时候，身在凡尔赛的路易十六却感觉迟钝，并未悟出局势的严重性。在他的流水帐式的记事本中，7月14日也并不是一个特殊的日子：“14日，星期二，无事。”然而，就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事件竟然决定了法国革命的进程甚至决定了革命的最后结局。

　　革命行动迅速蔓延到外省，农民暴动席卷法国农村，手持武器的庄稼汉冲进时代压迫他们的封建领主的城堡，搜出那些登记着封建特权的古老证书和征收捐税合法的契据，在村子的广场上把它们付之一炬。农民的革命行动不仅极大地冲击了贵族的传统权利，而且也触犯了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时也是地产主，并以此名义向农民征收捐税。现在，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惜与贵族这个原先的敌人结盟共同镇压“失去理智”的农民。在马扎地区，26名暴动农民在一场最终败于城市民团的激战后，受到了一个临时法庭的审判，统统被处以绞刑。迅速变化的农村形势迫使制宪议会暂时放下正在起草的宪法，首先承担起保护农民权利的责任。8月4日夜的制宪会议上，贵族和教士的代表们纷纷提议废除一切不合理的封建特权和赋税，特别是什一税，取消徭役和其他人身奴役[25]，通过了著名的“8月法令”法令。1789年8月26日，制宪会议又通过了在法国史乃至世界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26]，从根本上铲除了旧制度时期的特权原则，取而代之的是人权和法治原则[27]。

　　路易十六无法接受这一切，为了控制局势，他再次从外省向凡尔赛调集军队，激起巴黎民众更大的愤怒。而当时的巴黎正处在物价高涨、面包缺乏的饥荒之中，经济危机再一次推动着政治危机向前发展。10月6日凌晨，一群情绪激奋的群众冲进王宫，国王的几个贴身侍卫被杀。关键时刻，生性怯懦、温和的路易十六[28]选择了不与民众对抗，于是他被暴动的民众押回了巴黎，被软禁在杜伊勒里宫中，成了“革命之囚”[29]。到达巴黎时，路易十六的马车穿过人群，人们没有脱帽致敬，而是以死一般的寂静表示内心的愤慨和鄙视。

　　国王原先绝对拥有的预算权、治税权以及国家财政收支的批准权和监督权此时已转移到制宪议会的手里。1789年10月以后，制宪议会开始对法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开始行使它已经拥有的各种财政权力，并力争克服严重的财政危机。对于1789年的法国来说，在“没有征得人民同意” 的就是赋税制度被废除后，新的税源一时很难找到，发行公债和组织募捐所得的收入不过是杯水车薪，当年的国家负债额由前一年的30亿锂增加到40亿锂，国家财政依然处于危急中。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制宪议会决定向教会宣战。教会占有法国可耕地面积的15%左右，其财富总值大约相当于国家债务总额。1789年11月，制宪议会下令将教会全部财产收归国有。为了使这些“国有地产”尽快发挥效用，从1789年12月29日起，制宪议会开始发行以国有地产为担保的“指券”（一种国库债券，assignats）[30]，由此国家的财政状况有所缓和。1790年5月，制宪议会又下令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拍卖教会地产，国库进一步得到充实。这期间出现了“指券”贬值和教会不断反抗的现象，但庞大的教会地产还是有序地转移到了资产者和富裕农民手中，这是具有时代进步意义的变化。制宪议会还改革了地方行政区划，大体上改变了旧制度时期那种重床叠架的混乱状况。

　　至1791年夏天，法兰西国家的改造工作已经初步完成，宪法的条文也已基本成型，法国似乎距离立宪君主制度只有一步之遥了，然而，问题就发生在这功败垂成之际。也许是国王急切地想恢复王权秩序，也许是国民议会通过教会立法的原因，或者他就是为了逃生——因为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此时国王已没有任何人身安全的保证，如果有人以革命为名大开杀戒的话，他路易十六肯定排在第一个——反正他神差鬼使地选择了“逃跑”的策略，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始时介绍的那一幕。只是他的运气不好，没逃掉，又一次被押回了巴黎[31]。

　　以后发生的历史大致是这样的：1791年7月16日，立宪派出于避免外国干涉的考虑，促成制宪议会宣布恢复路易十六的王位；1791年9月14日，路易十六接受了制宪议会制定的宪法[32]并向全体议员公开道歉；1791年9月30日，完成立宪任务的制宪议会宣布解散。但是，宪法并不能保证立宪君主制在法国的真正确立，大革命新一轮的浪潮又汹涌而来。1792年9月21日，领导暴力革命的国民公会宣布废止君主制，第二天又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1793年1月16日，作为立法机构的国民公会就路易十六的生死问题进行表决，激进派仅以1票的微弱多数决定了路易十六的命运[33]。

　　1793年1月21日中午，年仅39岁的路易十六被送上了设在大革命广场（今协和广场，dela Concorde）的断头台。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里说的一段话被永远载入史册：“我虽然得死去，但绝没有犯过任何指控我的罪行。我宽恕造成我死亡的人，我还要祈求上帝，在我的鲜血抛洒之后，在法国的土地上再也不流血了。[34]”当沉重的利刃下落时骨肉断裂，在场民众的表情极为阴郁。一位目击者说：“那天，每一个人步伐缓慢，并且不敢彼此相望。[35]”同年10月，他的“赤字夫人”[36]、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被推上了断头台，据说当时她不小心踩了刽子手的脚，马上习惯性地向他道歉：“真对不起，先生。[37]”

　　行刑时，广场上人山人海。塞纳河水，在无声地流淌。

　　法国惊心动魄的往事证明了笔者在几年前提出的一个观点：在任何社会中，财政、税收都首先是一个政治的和法律的问题，然后，它才是一个经济问题[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