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20年代，在世界的东方——被人类称作太阳升起的地方的中国，出现了一种令世人瞩目的山西票号业。是金融业的一种特有形式。山西票号曾一度执中国金融界牛耳，并影响了中国金融业一个世纪。最近我到山西平遥县参观了山西票号第一家日升昌，对其激励与约束机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1823年(道光三年)第一家票号日升昌诞生到辛亥革命后票号衰落的近百年间，票号经手汇兑的银两达十几亿两。其间没有发生过一次内部人卷款逃跑、贪污或被诈骗的事件。这种奇迹的发生在于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的作用。这种以身股制为形式的股份制，应当说是一种制度创新。

　　 一、发展经过

　　 日升昌是山西票号第一家。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老号设在平遥县西大街路南，分号设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场十条南口。东家是平遥县达蒲村从事颜料业的李家。李家定居达蒲村时，为发展业务范围，在县城里设立了“西裕成”颜料铺。到李文赞这一辈时，西裕成颜料庄已发展成为平遥一大商号，而且已在北京、天津、汉口、成都等地设立了分号。聘请雷履泰到西裕成任经理大约在1810年，雷履泰根据在北京分号时兼营银两汇兑的状况，认为经营汇兑业务是利润颇丰的生意，而当时还没有一家专营汇兑的商号。于是他大胆地与东家李大全建议，将西裕成颜料行改为经营银两汇兑的票号，东家李大全同意改营，于是投资30万两银，于道光三年(1823)左右将西裕成颜料庄正式改为专营银两汇兑与存放款业务的票号，取名“日升昌”。票号营业地点选在西裕成颜料庄斜对面一座大院内。该大院原为一木器厂，经营状况不佳。出售给了李大全。买到手后，李大全根据票号经营的需要，经过重新设计修筑，改为适应票号经营的一个场所。就是这个大院，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一座里程碑。日升昌诞生后的几年，由于经理雷履泰运筹惟幄，苦心经营，以及副经理毛鸿拥、程大培的辅佐，和票号其他同仁努力工作，生意红红火火，业务蒸蒸日上。作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家票号，日升昌不仅在于为自身的发展找到了一条新路，更重要的是为我国的金融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

　　日升昌票号成立后，首先招贤纳士，订立号规、制度，并制定了汇票密押。关于密押，各家票号都是自编，而且为防日久泄漏，要不断更改。如日升昌的一种数字密押为“晋、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分别代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日升昌将总号与分号发的信都编了用五言诗代表的暗号。

　　票号业务展开以后，汇兑业务十分繁荣。雷履泰为进一步扩大业务范围，深入地调查了晋中一带商人经营茶叶、药材、干果、绸缎等货的地点，经过慎密分析，选派了伙友先后到全国各大商埠如汉口、天津、北京、周家口、道 口、保定、太谷、太原、祁县、库伦、河口、芫湖、屯溪、沈阳、清江、湘潭、沙市、常德、三原、张家口、营口、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长沙、厦门、广州、桂林、南昌、苏州、杭州、扬州、梧州、南宁、上海、镇江等地设立了分号。后来还在香港设立了分号，在各地设立分号以后，不仅在外地的山西商人可以通过票号汇兑银两，而且外地的商人也可以通过各地的分号异地兑付。作为全国第一家以经营汇兑为主的票号，它既为全国广大的商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时也为票号本身带来颇丰的经济效益。日升昌还用存放款与汇兑结合的方式来进行业务活动，以便更大程度地满足客户的需求。清代咸丰年间，由于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各省关上交的京饷不能运现，清政府令各省觅殷实票号汇兑京饷。此后，山西票号在全国各地的分号便承担了汇兑京饷和其他官款的任务。日升昌作为中国最早诞生而且势力最大的票号，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组织体系

　　 票号的业务主要靠在外的分号经营。设立分号是成立票号的一项主要工作。总号在某地设立分号，由总号选择干练人员携带以资凭信的总号图章砝码和路费及开办费若干前往办理，并不需携带大宗资金。因为是经营汇兑，开业后与自己的各分号或其他的票号往来兑拨即可。如一旦缺少现款，则由附近的分号以镖局运现接济。这种制度是总号集权制，资本既储总号，获利也归总号，以总号为中心，各地分号只是补充机关。总号掌握全局大权，分号不易舞弊。各分号要经常通过信件向总号报告本分号营业状况及当地行市。市面平稳时用平信，有急事如遇行情暴涨暴落时则用加急专信，电报产生以后则用电报。在向总号报告的同时，还要将这些情况向各分号互报，以便互通信息，各分号要每月 以“月清”，年终以“总结账”的形式向总号报告每月及全年的营业状况。

　　 分号经理由总号选派精明强干、资格较优者前往担任。分号经理要对总号负连带无限责任，“即其家族，亦不可不负责任”。遇分号破产，不问什么原因，分号经理均需认罚，如果认定是经理之过失，则经理和全体家族都对总号有连带损失赔偿之责。因有此规定，故总号要付给分号经理“损失赔偿准备积金”，此项资金是在营业决算后，依据纯利润的多少由总号分给各分号经理一定数额的银两，称为“花红”。此项花红要积存于店中，并付一定的利息，以填补分号经理的损失赔偿所需。这项资金要等到分号经理出号时才付还。

　　 票号各地分号内部人员的分工大致相同，只是人员数额根据各地业务繁简的不同而有所增减。一般分号多不过十几人，少则五六人。主要有经理1人，总管号中一切事务；副经理1人，负责上市接洽业务；管账工人，负责号中账目，并负责银钱出纳；司信1人，负责办理号中文书，并负责向各联号通报本地金融市况。一般在业务较繁的地方，分号除上述各司其职的人员外，最多再加一二名助员。这些人员中有的是在总号练习期还不满，被派往分号补习，他们大都与派往分号的经理有特殊关系。驻北京分号的人员较多，因为北京的票号要负责代理国库，责任重大。

　　 三、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是以身股制为形式的分享制。分享制是指全体员工分享企业红利。晋商票号中员工的待遇是相当好的。这种待遇包括两部分。一是实行供给制，所有员工吃住都在票号内，本地员工节假日可回家，驻外员工，按远近不同有不同的假期。在票号期间，吃、住、用、穿，以及驻外员工的回家旅费都由票号负担。而且吃、穿等供给的标准在当时来看相当高。二是收入，又分为两项。一是每年养家用 的工资(票号中称为“辛金”)。出徒以后就可享有，通常从每年10 两银子开始，最高可以达到100两。主体是在70两左右(占员工的70％左右)。此外就是分红，这种分红就是票号中独具特色的身股制。

　　晋商票号实行股份制，“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东家所出的资本称为“银股”或“财股”，银股分正本和副本，即名义资本和实际资本。正本即股东的合约投资，没有股息，享受红利。每股所投股资几千两到万两。一家票号由若干个东家组成。拥有银股者作为东家是票号的所有者，他们决定大掌柜(相当于今天的总经理或总裁)的任用，承担经营的全部风险，并参与分红。一般票号的“统事”有多个，日升昌的“统事”曾有200多万两。

　　经营者所拥有的是“身股”，又称“劳股’。或“人力股”。在票号获利分红时，财东按银股分红，劳动者按顶身股分红。顶身股不承担亏赔责任。在这种激励机制下，票号中从经理到 伙友“莫不殚心竭力，视营业盛衰，为切己之利害”。票号所以能发达，分红制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种股不用出钱，由东家根据员工的工龄、职务、贡献、工作态度等给予。通常一股分为10厘，当员工工作一定年限，辛金达到了70两银子时就可以开始享有身股，最低从1厘开始(也有个别票号从零点几厘开始)，最高可达到10厘(个别也有高于10厘的)。

　　 身股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股份，仅仅是一种分红权。换言之，身股与银股都参与分红，但人在身股在，人离开票号，身股自动取消(票号给予死去员工的两个账期分红权是另一种情况)。各个票号身股参与分红方式不同。有的票号是一股银股与一股身股同权参与分红，有的票号是首先按比例分开银股与身股，然后再分红。例如如果银股与身股按6：4分成，则盈利100万两银子时，银股得60万两，身股得40万两。如果身股共计100厘，即每厘可分银子400两。票号通常一个账期(4年，也有3年者)分一次红，并由东家在400两期分红时根据员工职务变动和业绩决定身股的调整。正常情况下，多数人身股增加，个别犯错误或业绩差的也有降低身股者。而且身股分盈不分亏，即只有权利，没有风险。这种身股制类似现在有的企业不出资只分红，按职务与业绩决定的干股。按身股制，票号的员工能分到多少钱呢?据资料记载，在每个账期(4年)内，每厘身股高者可达到1 700两银子，低者也有200-300两银子，正常情况在1 000两银子左右。这样，大掌柜有10厘身股，每4年可分1万两银子，各地分号掌柜及中层管理人员身股，在5—6厘，亦可分5 000-6 000两银子。这种收入水平在当时处于什么地位呢?我们把县官与票号分号掌柜来比较。当时一个县官(七品)包括养廉银在内的全部收入为每年1 050两银子，4年才4 200两，单票号分号掌柜的收入仅仅分红一项就超过了县官，还不包括每年的免费供给与辛金。

　　票号每三年或四年结算一次大账，又叫“合账”。由财东与经理定每股应得红利数目。在票号比较兴盛的光绪年间，每股红利可得银八九千两，好些的每股可得一二万两，个别情况可以达到股两三万两，最差的每股也可得五六千两。

　　四、约束机制

　　票号能经营成功的原因之一，还在于其有较为严密甚至严厉的人事管理制度和纪律约束。首先是严格的准入关。票号使用经理或职员，一向取用重托制。使用前必须有较为殷实的商家担保，所用之人如有越轨行为，全部责任由保证人承担。一般职员的使用，须要有学徒期，学徒也称练习生。练习生的选用也相当慎重、严格。当练习生求人为之与票号说项时，票号首先要询问前三代操何业，以示其出身贵贱。其次要询问本人履历、资格。如认为尚可，进行考试，由主考人以口试测其智力，试其文字，如合意，便可择日进号。为表示尊重人格，进号时称为“请进” 学徒进号时，票号为勉其努力工作，明确宣布，如果工作成绩突出，号内人人有升任经理的资格。如果表现不佳，则在一年之内开除出号。所有人号之人由于号规严厉，都能自爱。

　　 其次是严格管理和教育。初入票号之职员，均要经过总号的训练。学徒训练一般为3年。3年的训练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不能接触与票务有关的工作，而主要做一些日常事务，如打水、扫地、侍候掌柜等。晚上则可练习写字，打算盘基本功。第一阶段大约需一年多。第二阶段，要背诵平码银色，而且必须背熟记牢，以有利于以后进入业务角色。还需做一些是信稿之事，练习如何写信、记账。第三阶段是掌柜认为有出息学徒才会有的，那就是掌柜要教其一些做生意的方法。在3年除了业务方面的训练外，票号还要对学徒施以道德方面的训练，如重信用，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喜辛苦、戒奢华等。3年学徒如果成熟，在正式出班以前还要用各种手段考验其办事能力和道德修养。如“远则易欺，远使以观其近则易狎，近则以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其观其能；卒则难办，闭以观其智；急则易爽，急期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危则易变，告危以观其节；久则易情，班期二年而观其则；杂处易浮，派往繁华而观其色。”如经考验证明其人确实可用，才由总号派往分号。

　　 再次是严格的休息制度和十个不准。票号人员没有定期休息日，每个人只能根据自己在号内服务的长短及所在分号离家乡的远近得到相应的假期。一般来说，总号的人员两三个月可享受7天休息日，太原分号的人员一年可休息两个月，天津、北京及其他分号的人员在交通不便时三四年可休息半年，有了铁路交通以后，改为两年或两年半休息一次。其他远地区如东三省、蒙古、新疆等地分号的人员，则因路途遥远，往返不易，路费也太贵，一般规定5年休假一次。休假期在票号称为“班期”，休假回家即称为“下班”。如在正常的休假以外，除遇父母丧葬大事，票号人员不得轻易告假。在号工作期间的纪律亦相当严格：不准接眷出外，不准在外娶妻纳妾，不准宿娼赌博，不准在外开设商店，不准捐纳实职官衔，不准携带亲故在外谋事。这些规定的用意是一恐耗损精力，二恐耗金钱。

　　强化监督。为了能起到监督舞弊的作用。下班人员回家前，由分号经理检点所带行李件数，盖上戳记，给予路费，并将随身所带物品等登人回家人员携带的两本小折子上，即可动身，回到山西后，如经家门，也不得入，而必须先到总号，将行李置于外房，将折子呈上，总号经理即派庶务检点，如无错误，即将两种折子登入用旅账内。这些手续完毕后才可回家。在家住满假期后，动身回号前也须先到总号办理有关手续。

　　五、若干启示

　　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是对立统一的，相辅相成的。激励机制是前提和基础，约束机制是保障和监督。单靠一个方面的作用是不够的。两个方面的作用同时发挥，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调动人的积极性，促进企业发展。

　　首先，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吸引人才，最大限度地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当时山西人择业的顺序是“一进票号，二进衙门为吏，三才读书考科举”。在清代，山西没有出过一个状元，连进土也远远低于其他省份。这并不是因为山西没人才，而是人才都进了票号，不走科举入仕之路。同时经营者与其绩效结果挂钩，能够极大程度地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创造性。晋商票号中还浮现了一批勤奋、敬业、有开拓精神的职业经理人，他们为票号奉献自己的一切。甚至在太平天国、八国联军动乱，总号让他们尽快撤回时，仍坚守岗位，减少了票号的损失。

　　其次，严格的约束机制得以实施，保障了纪律严明。票号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对员工有极其严格的要求。例如，不准纳妾、不准嫖娼、不准吃花酒、不准假公济私等等规范员工行为的十不准。这对减少内部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起了有效的作用。票号中没有发生过内部人犯罪与这些严格的管理制度相关。但员工能接受并认真执行这些制度则是激励机制在起作用。进票号，找这样一份待遇高又体面的工作不容易，谁会违规去砸自己的饭碗呢?激励与约束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有效的激励，约束就很难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