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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何而痛——从税痛指数全球第二说起
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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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大媒体报道近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再次对全球税负痛苦指数进行排名,中国内地继2009年首次排名第二后,再次摘得探花,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讨论。官方辟谣说这个榜单仍然是09年的旧货,《福布斯》今年并未发布该类榜单,很多为中国税收辩护的官员和学者也站出来说话,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并不是很高。

  何为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它的统计方法是各税种都选用最高的边际税率来计算痛苦指数,例如我过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40%,则相应的痛苦指数为45,再加上企业所得税、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增值税和财产税各项最高边际税率,得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为159,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法国的167.9。 这个指数统计有其自身的缺陷,并不能准确的反应宏观的税负水平和人民整体的税收感受,让某些官员和学者反驳起来振振有词甚至不无道理,抛出了宏观税负论来证明中国的税负水平并不高。

  国际上通常以“宏观税负”来衡量一国税收水平的高低,即一国税收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根据最近数据统计称,参考OECD统计口径,2010年我国宏观税负约为21.9%,而OECD统计的30个成员国2008年平均宏观税负为34.8%。根据IMF统计口径,2007年,发达国家全部政府收入占GDP比重的平均值为45.28%,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数值为35.6%。按照该标准,2009年中国大口径宏观税负约为31.4%。 根据这两个口径的统计,我国的税负水平似乎并不高。但是让我们再来看这一组数据:

  2002年全国财政收入为1.8万亿元,2003年突破2万亿元,2005年突破3万亿元,2007年突破5万亿元,2010年突破8万亿元。根据财政部11月9日日发布的数据,今年前10月,全国财政收入为9.08万亿元,增长28.1%。这也意味着,前10月,全国财政收入已超过去年全年8.3万亿元的总和,今年全年财政收入将创下历史新高。 短短不到10年间,中国财政收入翻了好几番。官方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扣除物价因素,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长仅4.1%和5.7%,而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增长则达到27.2%。

  从08年猪肉价格飞涨到现在,广大民众能切身感受到物价飞涨,而物价飞涨除了原材料价格上涨因素以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税负的增长。由于政府的重税,企业为了保持盈利,只能将部分流转税转移到商品价格由消费者承担。在中国的税制中,直接税占的比例很少,主要税收来自间接税,譬如增值税、营业税等。这些税收,虽然表面上是向企业征收,实际上已经体现在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中,由消费者直接买单,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承担的税负,原价10元的商品,成本5元,盈利2元,税负3元,现在税负增加为5元,企业没有了利润,商品价格只能变成12元。

  而中国的赋税到底有多重?一头猪从仔猪到完成供竟需缴15种费用,检疫费、经营税、教育附加费、城建管理费等,加起来1头猪约六七十元。企业用工,发一万元给员工,员工除去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及五险一金,能拿到手的只有七千多元,而企业除了一万元,交给政府的还有三千元左右。也就是说企业的用工成本一万三千元,而员工实际到手只有七千多元。其余的六千元都被政府拿走了。

  中国的经营环境恶化,实体经济举步维艰,实业难做,中小民营企业更甚。原因有很多,税负太重是一个主要原因。这还不包括税收部门的吃拿卡要,还不包括以查税为名要挟经营者。多年来社会舆论一直在呼吁为企业减税降负,要求政府让利与民、还利与民,所以也才有全国人大屡次上调个调税起征点的做法,才有企业所得税税制改革的“两税合一”。

   最近因为婚姻法修正案引起的加名税问题让税收法定显得更加遥遥无期,颇有一种政府想收什么收什么,想怎么收怎么收,想什么时候收什么时候收的气势。开征、叫停全部都是行政行为。实际上,中国内地在法定的税收之外,还有一大堆正规的和不正规的费收,叫做行政事业性收费,除了全国性项目,一个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随便发一个文件就可以收费,而今年《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列出的收费项目就已多达3000种。“不经立法,不经人民(代表)同意就收税,属于不经所有者同意而占有其财产,考虑国家以军队、警察等暴力机器为后盾而不经同意公然占有私有财产,此与抢劫无异。”但实际上在我国,税收以外的杂项收费太多,这恐怕是中国民众税负痛苦的重要来源。仅就土地出让金来说,在有些地方甚至超过地方税的收入水平,别管它叫不叫税,这种负担都实实在在地压在老百姓身上。与其说老百姓买不起房,不如说是交不起“土地税”。

  民众最为关注的并不是交了多少钱,而是交的这些钱究竟都被怎么使用。而我国的财政支出中,用于公共福利的部分太少,用于教育支出的部分太少,行政开支巨大,三公支出、“维稳”支出惊人。税收带给纳税人的痛苦感和幸福感,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用真正影响纳税人幸福感的,并不是税负带来的痛苦感太多,而是税收“取之于民”之后,很多时候没有“用之于民”, 于公共福利支出带来的幸福感少了,痛苦感自然增加。有资料显示,北欧一些国家的宏观税负在50%以上,但他们很多税费都返还到民生建设中,医疗、教育、养老全都可以通过社会保障来解决。而我国,税收收入用于民生的比例低也是不争的事实,财政收入的大部分被用于政府工程、政府行政开支等。如果我们能切实的体会到税收给我们带来的福利和好处,那我们也许会高高兴兴的纳税,但是实际上,高速公路应该属于国家基础建设,但是90%的收费高速在中国,医院的高级病房和进口药常年被退休高干占领和使用,用于一个常委的每年各项开支高达600万以上;而取消了农业税的农民,在日常的消费中交着各种各样的间接税,却很少能享受到税收带来的好处。

  这几年财政收入每年大幅增长,中国政府应当有效利用、管理税收,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让税收支出的结构和细节是否透明。随着中国人纳税意识的觉醒,对税收开支合理透明的需求就会更为强烈。倘若政府再这样粗放式经营,获得大量财政收入的同时民众却不能或很少享受任何税收增长所带来的自身利益的提高和保障,那么中国的税收问题必将会遭到越来越多的诟病。

  俗话说国富则民强,如果财政收入常年大幅度高于GDP增长,这恐怕就不是国富民强,而是国富民退,与民争利了。毕竟税收的每一分钱都是从民众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因此控制开支,降低税负以控制税收增长幅度,税收法定、财政透明接受民众的监督和质询的同时将更大比例的财政收入投入到公共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上去,是中国税收和中国政府现在面临的最大实际问题。总结起来就两点,一是税收法定,即是否征税以及征多高的税率,都由公众通过法定程序来决定;二是预算公开,即公众清晰地知道自己交上去的每一分钱用在了哪里。但是想不想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好解决不好这个问题,恐怕本身就是个问题。毕竟吃进嘴里的肉要吐出来,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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