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薪资及利息所得之实现问题
在所得税之稽征上，不论其会计制度采权责发生制[1]或现金收付制[2]都有所得之实现的问题。其中权责发生制在营利事业所得税之实践必须利用「坏帐损失准备」（所得税法第四十九条）[3]，现金收付制在综合所得税之实践，必须利用变动所得之税基的减半方法（所得税法第十四条第三项）[4]，缓和其与实际情形之落差。所得之实现的问题在实务上曾比较尖锐的发生在因案停职，而后在平反复职时补发之数年薪资所得，以及债权人主张未收现之抵押债权利息所得的情形。
针对在第一个情形，“司法院”84.03.31.“大法官释字第三七七号解释”认为：「个人所得之归属年度，依“所得税法”第十四条及第八十八条规定并参照第七十六条之一第一项之意旨，系以实际取得之日期为准，亦即年度综合所得税之课征，仅以已实现之所得为限，而不问其所得原因是否发生于该年度。“财政部”赋税署六十年六月二日“台税一发字第三六八号笺函”关于纳税义务人因案停职后，于复职时服务机关一次补发其停职期间之薪金，应以实际给付之日期为准，按实际给付之总额，课征综合所得税之释示，符合上开“所得税法”之意旨，与“宪法”尚无抵触。」该号解释中所涉“财政部赋税署”的解释固然可谓与上开“所得税法”之意旨符合，但是否因此即「与“宪法”尚无抵触」，则有商榷余地。其所谓与“宪法”尚无抵触，当指与“宪法”第十九条所定之税捐法定主义尚无抵触而言，而是否与第二十三条及第十五条所定之实质课税原则或量能课税原则无抵触，则不尽然。其实，从“所得税法”第十四条第三项观之，对于此种非因纳税义务人之税捐规划，而在所得之年度归属造成集中的情形，应予特别考量已极明显。“司法院”大法官关于税捐法规之违宪审查的任务，除了从形式意义之法治国原则，审查其稽征实务是否有违反税捐法定主义的情形外，也应从实质意义之法治国原则，审查税捐法规是否有违反实质课税原则或量能课税原则的情事，以积极的矫正现行税捐法规偏离实质正义之或有的情形[5]。
针对在第二个情形，“司法院”76.07.17.“大法官会议释字第二一七号解释”认为：「“宪法”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有依法律纳税之义务，系指人民仅依法律所定之纳税主体、税目、税率、纳税方法及纳税期间等项而负纳税之义务。至于课税原因事实之有无及有关证据之证明力如何，乃属事实认定问题，不属于租税法律主义之范围。“财政部”“中华民国”七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72)“台财税字第三一二二九号函”示所属财税机关，对设定抵押权为担保之债权，并载明约定利息者，得依地政机关抵押权设定及涂销登记资料，核计债权人之利息所得，课征所得税，当事人如主张其未收取利息者，应就其事实负举证责任等语，系对于稽征机关本身就课税原因事实之认定方法所为之指示，既非不许当事人提出反证，法院于审判案件时，仍应斟酌全辩论意旨及调查证据之结果，判断事实之真伪，并不受其拘束，尚难谓已侵害人民权利，自不抵触“宪法”十五条第十九条规定。」其理由为：「宪法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有依法律纳税之义务，乃在揭示『租税法律主义』，其主要意旨系指人民仅依法律所定之纳税主体、税目、税率、纳税方法及纳税期间等项而负纳税之义务，课征租税固不得违反上述意旨，惟关于个别事件课税原因事实之有无及有关证据之证明力如何，则属事实认定问题，不属于租税法律主义之范围。“财政部”“中华民国”七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72)“台财税字第三一二二九号函”提示所属财税机关，内载：『抵押权之设定登记，依“民法”第七百五十八条及“土地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具有绝对效力。债权人贷款与债务人，由债务人提供不动产，向地政机关办妥抵押权设定登记，并载明约定利息者，稽征机关自得依该登记资料，在抵押权涂销登记前之年度，依法核计利息所得，依“所得税法”第十四条第一项第四类规定课税，因私人借贷非公司行号可比，其无支付利息之帐册可稽，无法适用收付实现之原则，当凭其登记文件作有按期收取利息之认定，当事人如主张其未收取利息者，应就其事实负举证责任，所提出之证据，必须具体且合于一般经验法则，如仅由债务人私人出具之证明，要不得采认』等语，纵有未尽妥洽之处，惟系对于稽征机关本身就课税原因事实之认定方法所为之指示，既非不许当事人提出反证，法院于审判案件时，仍应斟酌全辩论意旨及调查证据之结果，判断事实之真伪，并不受其拘束，尚难谓已侵害人民权利，自不抵触“宪法”第十五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关于抵押债权之利息所得的实现，在该号解释所涉案件，司法院大法官的意见有几点值得注意：（一）「关于个别事件课税原因事实之有无及有关证据之证明力如何，则属事实认定问题，不属于租税法律主义之范围。」当采此见解，关于税捐客体有无如有指鹿为马，岂非毫无“宪法”上之救济可能？按无已实现之所得，即欠缺税捐债务之发生的小前提，从而即无综合所得税之义务。其背离，与无可据以课税之法律（大前提），而犹为课税的情形类似，同样违反税捐法定主义。（二）“财政部”该号函示所称「因私人借贷非公司行号可比，其无支付利息之帐册可稽，无法适用收付实现之原则」。这是欠缺规范依据的主张。按一方面私人之所得的有无，依法采现金收付制，并无容许税捐稽征机关改采权责发生制的规定；另一方面私人并无记帐及索取凭证之义务，纵有索取义务，在本件声请人能提出之凭证亦仅限于借用人出具之证明。当财政部认为「债务人私人出具之证明，要不得采认」时，声请人还能出具如何得为采认之凭证？（三）「当凭其登记文件作有按期收取利息之认定，当事人如主张其未收取利息者，应就其事实负举证责任」，“财政部”所要求于声请人证明者为「消极事实」，试问这种事实要如何举证？除借用人之证明外，那种证据堪称「具体且合于一般经验法则」？（四）又所谓「抵押权之设定登记，依民法第七百五十八条及土地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具有绝对效力」，所指者是关于第三人之善意取得上的信赖保护，与本件根本无关。纵使认为有关，其证明力亦仅止于声请人对于该抵押担保债务有利息债权，对于该债权是否实现并无证明力！因此，在采现金收付制之综合所得税并不得引为该利息所得已实现的证据。（五）纵使拟以声请人（债权人）怠于收取债权为理由，拟制利息债权已实现，参诸“所得税法”第七十六条之一关于股利所得之强制归户的规定，也必须法有明文规定始可。在“司法院”大法官所做之诸多与税捐债务有关的解释中，本号解释可谓是与“税捐法”之基本原则较为背离的解释，亟待利用其它案件之解释机会加以改正。
（二）票据债权之实现问题
为营业税之稽征，“营业税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规定「营业人销售货物或劳务，应依本法营业人开立销售凭证时限表规定之时限，开立统一发票交付买受人。但营业性质特殊之营业人及小规模营业人，得掣发普通收据，免用统一发票。」依「营业人开立销售凭证时限表」的规定，有些行业之销售，例如运输业，应在收款时开立发票。如果营业人所收受者系支票，而非现金时，由于收受之支票于到期日不一定能够获得兑现，于是，引起一个问题，究竟应于到期日或兑现日开立凭证？对此，统一发票使用办法第十六条规定「依本法营业人开立销售凭证时限表规定，以收款时为开立统一发票之时限者，其收受之支票，得于票载日开立统一发票。」自该条规定「得于票载日开立」观之，看似仍维持以收受现金时为其开立时限，但自实务观之，税捐稽征机关所要求者为「应于票载日开立」。并对于未在票载日开立者，依“税捐稽征法”第四十四条课以罚锾。因之，引起“统一发票使用办法”第十六条之规定是否违宪的疑问。就此，“司法院”78.03.17.“大法官会议释字第二三七号解释”认为：「支票本为支付证券，得代替现金使用。“票据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二项虽规定：「支票在票载发票日前，执票人不得为付款之提示」。但票载日期后之支票，仍为见票即付，此观同条第一项规定自明。“财政部”六十九年九月二十日修正之统一发票使用办法第十七条规定：『依本法营业税分类计征标的表规定，凡以收款时为开立统一发票之期限者，其所受之远期支票，得于票载发票日开立统一发票』，系顾及收受未届票载发票日支票之营业人利益而设，符合当时之“营业税法”第十二条第一项之立法意旨，与“宪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并无抵触。」该见解因与「票据债权不一定能够兑现」之社会经验不符，其正确性值得商榷[6]。
（三）核实认定遗产或赠与物之价值
关于遗产或赠与物价值之计算的基准日，“遗产及赠与税法”第十条曾规定，以被继承人死亡时之时价为准。但逾期申报遗产税者，如逾期申报日之时价，较死亡日之时价为高者，以较高者为准。“司法院”81.12.23.“大法官会议释字第三一一号解释”认为，该规定「固以杜绝纳税义务人取巧观望为立法理由，惟其以遗产涨价后之时价为遗产估价之标准，与同法第四十四条之处罚规定并列，易滋重复处罚之疑虑，应从速检讨修正。」这是关于税基之计算，纵使以法律定之，亦应核实为之的明确看法。基于该号解释，“遗产及赠与税法”第十条后来修正为「遗产及赠与财产价值之计算，以被继承人死亡时或赠与人赠与时之时价为准；被继承人如系受死亡之宣告者，以法院宣告死亡判决内所确定死亡日之时价为准（第一项）。本条修正前发生死亡事实或赠与行为之案件，于本条修正公布生效日尚未核课或尚未核课确定者，其估价适用前项规定办理（第二项）。第一项所称时价，土地以公告土地现值或评定标准价格为准；房屋以评定标准价格为准（第三项）。」此为“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释对于税法之合理化上的积极作用。
（四）核实认定销售额
在营业税之课征，纳税义务人为操控税基（销售额）之计算，往往巧立名目。为对抗此种脱法行为，税捐稽征机关必须按其与销售有关之收入的实质，认定其是否属于销售额的一部分，而不得拘泥于纳税义务人使用之收费名目。高尔夫球证之收费名目为此类问题之重要例证[7]。
（五）核实认定减免税之客体的范围
税捐法规定按税捐客体之使用类别分别适用不同税率者，在实务上必须就客体之实际使用情形认定其是否得适用较优惠之税率。这是自实质课税原则延伸之核实课征原则的体现。行政机关为认定应适用优惠税率之客体范围所做之解释只要不违反事务之实质，自无抵触母法的问题。就此，关于神坛是否属于住宅，“司法院”87.07.10.”大法官释字第四六０号解释“采否定的见解[8]。但仍不因此而可谓该不违反母法之行政解释对于法院有拘束力。
